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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5日、2018年4月16日，北京一中院公开开庭对三案进行了审理。东易所、郭某、陈某均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中针对自己的处罚决定。庭审中，三原告主张，律师事务所不属于证券法所指的“证券服务机构”，东易律所也无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规定的违法事实。被诉处罚决定存在超过追责期限、先调查后立案等程序违法情形。东易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欣泰电气提供的相关文件及审计报告作出，欣泰电气相关申请文件中含有虚假记载的原因是审计报告、保荐机构报告等材料中含有虚假记载，而非东易律所的行为。审计报告具备法定的证明效力，律师事务所依法只有直接采用的义务，没有对审计报告进行查验的权力，也不具备查验的能力。东易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没有过错，被诉处罚决定对原告施加了超越法律的义务和责任。

“过渡期内，有些金融机构在整改过程中特别着急，恨不得一年就到位，但是投资者需要逐渐适应，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也需要时间。因此，监管政策要为新产品发行创造有利环境，以确保新旧交替过程中产品能够顺利发行，实现平稳过渡。”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对于过渡期结束后由于特殊原因而难以回表的存量非标资产，以及未到期的存量股权类资产。新的执行通知中表示，经金融监管部门同意，可采取适当安排妥善处理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金融机构的合规压力。”

二、民营企业“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需要深层次改革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企业“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需要深层次改革。原因如下：第一，国有企业长期充当国家经济建设的主体角色，而民营企业则长期充当这些项目的分包商。从这个角度讲，目前国企与民企是分包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第二，国有企业已占据产业链上游，因为掌控国家经济安全而更被国家重视，自然会和国家政策相互正向叠加，充当政策的食利部门。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下游，充当搞活经济的角色。从这个角度讲，目前国企与民企是上下游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第三，国有企业替国家管人与管事为主，实际是“相对市场经济部门”，国企管理者和公务员的轨道也是互通的。而民企只是市场化的商品经营者，必须是“超级市场经济部门”，民企管理者是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体现的是“民间性、经济性、统战性”。从这个角度讲，目前国企与民企是体制内外关系，根本无法竞争。第四，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目前国家仍按大股东属性延伸管理，甚至不经董事会同意，直接任免经理层。审计部门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审计，常常延伸到民营股东，长期对民营股东“全面体检”，让人细思极恐、毛骨悚然。

配资流程也很简单。一般是用户存入风险保证金，在配资平台上申请配资方案，平台将提供借出的资金和保证金转到证券公司，等待证券公司开户后，平台将交易账户及密码给用户进行操盘交易。在四年前的A股牛市中，场外配资曾推波助澜。据彭博社报道，2015年中沪深两市场内融资余额一度超过2万亿元，场外配资以更高杠杆吸引资金加速入场，主要通过恒生公司HOMS系统、上海铭创和同花顺系统接入证券公司进行，官方数据显示三个系统接入的客户资产规模合计近5000亿元。

地铁13号线某车站：车辆停放秩序有所改观，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单车调度车辆守株待兔，长时间停在自行车道上。过往自行车只好借道机动车道通行。与上图为同一个车站：地铁站配套的自行车停车场空空如也，重要原因之一是道路与停车场之间存在高差。如果改造一下，消除这一问题，停车场将得到充分利用。

第三，根据现行规定，股票质押率上限不得超过60%。这项规定在上述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放松，不过，《通知》表示，会员应当依据标的证券资质、融入方资信、回购期限、第三方担保等因素审慎确定和调整标的证券的质押率上限。2018年3月12日，号称“最严新规”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正式开始实施，新规在融入方准入门槛、初始交易金额限制、股票质押率上限、资金用途等方面均作出了严格规定。